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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陈家琪：老话重提：历史的方向性问题——《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陈家琪：老话重提：历史的方向性问题——《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 这是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书：《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作者罗伯特·赖 特（Robert Wright），一位资深编辑，他的前两本书《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和《性、演化、达尔文—— 人是道德的动物》曾获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及入选《纽约时报》1994年度畅销好书榜，并以9种文字刊行世界各国。这本书就是在前两 本书的基础上写就的，可视为对前两本书的概括与总结。 《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首先吸引人的就是“非零年代”中的“非零”（nonzero）。 “非零”，指的是“非零和”或“非零总和”（Non—Zero—Sumness），即其总和“非零”；既然是“总和”，一定涉及到他方， 既然有“非零和”，也就一定有“零和”。 作者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人类共有两种游戏方式，一是“零和游戏”，一是“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中参与者的机会相 反：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比如网球、棋赛、拳击等等，一方的胜（所得），就是另一方的败（所失），双方的总和 为“零”；在“非零和游戏”中，一方的胜（所得），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不一定就是坏事，比如商人与顾客、老师与学生等 等，“事实上，在极度非零和游戏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完全重叠的。1970年当阿波罗13号上三名太空人设法使孤立无援的太空 船回到地球时，他们所参与的就是一场彻底的非零和游戏”。以此类推，诸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在同一条快要下沉 的大船上”之类的口号，都是想营造一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或气氛。 问题在于，这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与气氛一直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且“从始点到终点，从最初的原始染色体 一直到第一个人类，自然选择就始终眷顾着非零和的扩张”，道理很简单：“join or die”（不加入就灭亡），不是生（繁衍、非 零和），就是死（同归于尽，零和）。（该书第283页） 所以“非零和互动”受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而“看不见的手”则受着“看不见的脑”的支配；“看不见的 脑”的发达全赖资讯手段的完善，而资讯手段越完善，社会结构越复杂，人们也就越知道怎样才能趋利避害，获取最大量的非零 和。作者视资讯技术为非零和游戏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对此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甚至回答了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以及没有外 国入侵，中国会不会自动开放门户、发展为市场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就人（其实也就是就一切有生命之物，乃至细胞、DNA）的生物性本能而言的，这里丝毫不顾及道德及精神层面的提 升；但如果这种“生物性本能”（或自然选择的智慧）能回答历史演化的方向及模式，则就可以将其理解为《约翰福音》开头所说 的“太初有道”中的“道”。作者说，“道”（Word）这个词译自希腊文的“逻各斯”（Logos）；“Logos”有“言语”、“理 解”、“辩证”、“目标”的意思，总之“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理性原则，同时也是上帝超然心智的一部分”，它所最后指向的，就 是把上帝所创造的各种生物、人类、植物和动物，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如此经由互惠与联合，就像一把琴是由不同的音弦 所组成，上帝意欲所有生物相互友善合作，形成一大和谐；而普世的施与受的原则将统驭着他们，最终导致全世界的圆满结 局。”（该书第376页） 作者从经验说到超验，从科学说到宗教，从石器时代说到地球村，从生命的起源说道人类的未来，这其间到底是如何解决历史的方 向性问题的呢？ 全书立论有三个基点，这就是着眼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的结果，着眼于必然性的过程，着眼于人性中本能的力量。有了这 三条，比如有了整体性的目光，哪怕一种文明消失了，“文明因子”也会流传下来，比如“很少有人注意到玛雅文化的瓦解其实只 发生在玛雅文化的部分地区，北方许多城市都幸存下来，保存了玛雅文明，甚至保全了它最珍贵的文字”；而且每经一次“野蛮民 族”对文化与社会模式更有吸引力的民族的征服，也就等于给了那种优于自身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模式一次再行扩张、大肆传播的的 机会，“世界历史上的骚动不仅符合‘进化论者’的历史观，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第144页）有了必然性的目光， 没有阿基米德，中国人也会算出圆周率；没有希腊人发明零，印度和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已有了同样的发明。无论在科技上还是政 治上，缺了谁都无所谓；哪怕“人属”（Homo）的动物都在当时灭绝了，“我也会把宝押在黑猩猩身上”；如果整个灵长类都灭绝 了，总还会有一个物种会成为这种“如果”游戏中的胜利者，因为从啮齿类哺乳动物演化到社会复杂的聪明动物，也只花了一亿 年，而地球还有数十亿年的生命，为什么就不可能“再次将所有的关键特质放在同一物种身上呢？”（该书第332页）有了人性中本 能的力量，尽管有抢劫、占领、屠杀、战争，也虽说战争双方加入了绝对零和的动力，但第一，在其中一方的“内部”，却由于面 对共同的敌人而“创造了共同的命运，制造了非零和互动，因而加速了文化的演进，造就更深更广的社会复杂性”；（该书第55 页）第二，进行战争，最终就是为了缔造和平，不仅战胜者通常都是较具生产力、在劳动分工上较先进者，就是战败者，也天生乐 意获取非零和的成果，天生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尽可能避免再有风险。所以作者在第五章《战争：有什么好处？》的一开 始，就引用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说：“我们真正的文明，好的坏的，都以过去的战争而决定。”而且从长远来 看，战争的最后“结果”总是好的，因为人类天性中对富足安全的喜好，决定了历史的这样一个方向不会因战争而改变说不定还会 加快，这就是“物质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能量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资讯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作者认为 这三点就是历史进步、文化演化的标准，而且，“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的技术细节。但我们至少有99、99％的信心，相信这些 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这已经足够。”（该书第218页）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反复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随着资讯科技的突破远胜于以往类似的突破，甚至 超过文字、货币和印刷术的发明，“而由于资讯科技是非零和互动的关键，非零和互动又是社会结构的关键，我们是否正在跨越一 个真正的关卡，一个重大的变化，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酋长政体，或从酋长政体过渡到国家？”（该书第230 页） 全书从一开始所引用的一段话一直到最后一个小标题“今天的讲道”，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就是一个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人。这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耶稣会的神学家，他不但在20世纪预言了全球化、地球村的到来，而且在20世 纪中叶宣称，“当时新生的电讯沟通基础建设是‘普及的神经系统’，将带给人类‘有机的统一’，是人类逐渐建构起的一个‘超 级大脑’，一个‘集合所有大脑的大脑’”。（该书第339页）那时，人类将能建构起某种巨大的有机博爱整体。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全书一开始在“前言”中所引述的德日进的那段话： “眼前许多内在与外在的诡谲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道德与宗教的焦虑）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虑地感受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 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一个集合所有大脑的超级大脑，一个巨大的有机博爱整体正在出现还是别的什么？ 德日进作为一位神学家，这让我在这里想起了迈尔（Heinrich Meier）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见刘小枫选编的《施密 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2002年版）中的一段话：“最近十年来，我把施密特解释成政治的神学家，已经引起国际性争论。这种 解释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界对政治神学的兴趣日益强烈。这种兴趣有着各种不同的来源并且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看到。 这里可以草草大致勾勒出四个方面”：第一，苏联帝国的崩溃以及此前马克思主义希望的落空，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对一种真正信仰 确定性的追求；第二，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提供了一种“任何苍白的意识形态都无力实现的保障，而且还有效地反对自由主义与资 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联手，从整体上开启了一种替代现代世俗主义的方案”；第三，“在带有反西方色彩的政治—宗教激进 主义中”，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在重新得到强化，而且都在“建立一个与上帝国密切相关的拯救期待中”，“赋予了政治 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空前的紧迫性；第四，如果说前三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对绝对义务的渴望、回归正统性、对共同体的神学—政 治基础的重新思索的话，最后一点则说的是人们在“荒漠之旅”中忽然有了一种对“大事件”的“混乱企盼”；著名的“后现 代”的思想家列奥塔（Jean_Franscois Lyotard）就在这种情况下记起了亚伯拉罕的信仰顺从，“这种顺从是‘大事件’的范例 ——无法预见的召唤的范例，也是在其中亚伯拉罕得到应答的那种举动的范例。⋯⋯他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或隐秘或抑郁地 ——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参见该书第278—279页） 看来，生物学家正在与神学家化为同一个人，而且认为只有当这两种学说联合起来（非零和）时，才可能给人类的未来指明一个方 向。 这种“联合”的前提，就是人类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重大事件”之中，或者说，忽然有了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乱企 盼”，一种想“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 回顾思想史，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并不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而是“自然科学和工业 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认为三大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就已经彻底回答了“有机体在改变自己 的物种中实现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问题（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赖特的《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 辑》所给出的结论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的方向性（进步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是一致的，尽管他认为体现着这 种“方向”或“进步”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建设。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也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寻找推动人类思 想发展的动力上，有更多的哲学家找到了不同于生产力的生命力，不同于细胞和能的转化的意志或潜意识，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先 验原则”、“意向性构造功能”以及与科学的起源、与人与人的沟通何以可能密切相关的“隐含的视域”的论述。而这一切，都以 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有关“历史的方向性”问题，绝非一个经验科学所能回答得了的问题，说到底，它与“为什么是政治哲学、 政治神学”（这也正是迈尔的提法）有关，与我们是否意识到某种“重大关头”正在到来或忽然间有了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 乱企盼”有关。而里尔克在写于1915年11月8日的一封信中就说：“由于相信进步与人性，市民社会已经忘记了人类生活的‘终审法 庭’，这就是说，忘记了‘它从一开始就被死亡和上帝永久地超越了’。”（《施密特与政治法学》第63页） 无论怎么说，这一时期与历史的方向性问题，与进步问题（按照洛维特的说法，与历史目的论相关的进步这一概念又起源于基督教 的末世论）有关的书多了起来，相应的，与政治哲学、政治神学、政治法学相关的书也多了起来，当然，通过“隔离”纯粹技术的 改进、经济的增长与总体上的“进步观念”，或者说用意识形态的方法（使进步这一观念从属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摧毁“进 步”这一意识形态，揭露“进步”这一观念是如何在“连续性”的建立中给“现状”以合法性并巩固了精英主义与国家权力的携手 并进的著作也很多，比如我就刚刚在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思想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所著的《进步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rogress)（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尽管这本书其实初版于1908年。一本出版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书忽然变 成了对我们的固有观念而言全新的“新书”，这本身也许就正是对“进步”这一“幻象”的嘲弄。还有就是今年第9期《书屋》上有 万方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里面提到了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英国学者德斯蒙德·莫里 斯（Desmond Morris）的著名的《裸猿》三部曲，论证了人类只不过是“没有体毛从而裸露着身体的猿猴”，这就得出了与赖特 的“非零年代”完全相反的结论。对这一话题这里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话好说。我只想借此指出，万方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 一段话：“⋯⋯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 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作者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我查了一下书，在第442页上找不到这段 话，倒是在第441页上，有一段与这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 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 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也许这段话更与《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这一主题有关。 来源：学术中国 2008-9-8 阅读次数 [466] 上一篇 下一篇 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前卫路10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正来学堂 http://dzl.ias.fudan.edu.cn/info.asp?id=15727[2008-11-24 21:39:07] 本网站投稿地址为：dengzhenglai@126.com 11月16日 转：真正的差距！刚才整理电脑时候，看到了这篇文章，读完感慨万千～
真正的差距!
真正的差距！（转）（麻木的国人们，你何时才能醒来啊？？）（请看下文！！）
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在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而不分白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时，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又没有假期和加班费、满身污垢，满手是伤，操作失败了无数次但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又有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是德国造的，数控计算机部分是德国造的，加工软件还是是德国造的，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是日本造的！除了厂房，没有一样工具是中国制造！就连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同胞们，你们不是搞这个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要加工一件精度为0.0001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上述外国制造的东西，这些工具的精度要比产品的精度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用于高精度加工的小小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啊！没法子啊。不要以为会一些photoshop之类的时尚软件就沾沾自喜，一整套RO/E正版软件要将近8000万元啊！给你你连安装都不会装，别说使用了，什么是差距？ 前几年上大学时我们学校的大厅里看新闻，个个系的都有，当电视播放日本大学生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拿到德国与德国大学生的机器人比试时，我们机械系的学生都傻了眼，那个机器人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可以双脚保持平衡自我行走的那种，不过没有外壳，学这行的我们一眼就看出它身上布满的控制器、马达、线路，镜头一闪而过，更多的是机器人不靠任何帮助自行双手翻跟头，90度鞠躬，双脚蹦跳前进，别的系的同学和老师都露出笑容“真好玩，太可爱了”，而我们系人除了惊讶，还有发自内心的．．．害怕！真正的害怕，这个差距太大了，这就是制造业，自动控制，材料学，的成就，我恨日本，所以我才害怕。
外行人不懂这个差距有多大，我这样说，如果战事爆发，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你，还有我，就只有小米加步枪跟人家打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虽然可以逆向制造，但就像台湾买武器和大陆自己生产武器的形式差不多，没有用的。
现在社会好像越来越偏重对国计民生不起关键作用的产业了，什么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件，商业，搞得好也行，少数人把房子炒得越来越贵，这种发财之道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缺德！计算机普及了，核心制造技术我们又会多少？软件更甭提，黑客不少，可人家软件又好又便宜，你怎么竞争？搞电脑的人太多了！不要以为科幻片都是真的，实际中电脑不会打仗，真正接触的是机器！电脑差距还不是很大，打起仗来，当导弹不准，子弹卡壳，坦克熄火的时候，你还有我还有大家，就真得拿着大刀往前冲了，我不想这样，你呢？
不要看到靓车就发晕，先不谈２０出头的女孩为国家创造了什么生产价值才能换来改装悍马越野车，要是查老底，中国有钱人有几个原始积累阶段不是靠违反规则的手段来的，敢说不违背良心的又有几个？
越有钱和能力就越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你再看中国现状，有多少有钱宁可买日本十年前的技术生产的轿车在同胞面前炫耀也不把钱投入社会，来之于民归之于民？外国闹水灾就一个劲儿表现善心？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这一点他们不跟外国人比素质，反过来还嫌国人素质低。每当我看到外国车是，我的心里是愧疚，对不起大家的感觉，因为我是搞制造的，可我知道咱们祖国连汽车外壳的曲面精加工都困难更甭提发动机了。快点懂事吧，醒醒吧，
别再沉迷于ＧＤＰ又增长了，你看看咱们制造的产品的质量，心痛啊！别再像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围着跑车看个不停，拿着超薄随身听等外国造的数码产品到处炫耀了，那是人家淘汰的技术，一个国家的支柱，脊梁，是制造业！
过去２００年，未来我不知道，反正这个现状是不会变的，别以为能赚钱就是本事，就值得骄傲，当有人炫耀知道见过多少名车，卖出多少房产，设计多少网页，得到谁谁谁的签名的时候，我承认那是你的劳动成果，但我会不屑一顾，我衡量人的能力只看它是不是真的为社会为国家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生产力，虽然我整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复杂的零件三维设计软件熬夜画图，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１５００元，穿着老土，跟不上流行，不知道现在谁最火爆，上班挤公交，但面对别人询问我的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托出，才不管他怎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制造业工作者，一个为将来导弹打得准，子弹颗颗精良，坦克发动机无与伦比而努力的人，我充满着自豪，虽然我只挣１５００
11月12日 转：阳春白雪
11月9日 转：学校是净土社会才有希望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9月，朱清时院士卸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出任此职整整10年。 退休前两个月，《科学时报》记者发现朱校长频繁接受媒体访问，问他为什么，朱清时说：“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10月28日，本报记者重提这个疑问。他说，做人要体会有思想的伟大，而说真话就是这样一种体会方式，也是他至今不悔的。“这是一个人最好的生存方式。”
中国青年报：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朱清时：有很多思考。我呢，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当这样的人，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渺茫，就想做一个科学大师，起码能改造这个国家。等到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做到校长的时候，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可就是这个改变也只是部分的，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
最近，我突然就悟到了，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只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不仅科学知识丰富、能力强，又富于同情心，变成一个大家都很乐于接近、乐于交朋友的人。如果我能努力改变自己，也许当校长的时候就更能团结人，更能够带领大家，把学校改变得更好。说不定真能对国家产生影响。
我这一辈子，走到最后才发现，一个人啊，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不要一开始就想改变世界改变国家。
中国青年报：不过现在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想要改变世界，觉得能赚钱、活得好就行了，想法很世俗。
朱清时：是。这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我这一生最崇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其实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有思想，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是唯一没扩招的高校，近年每年招生都保持在1860人左右。您曾说过“不扩招，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来自哪里？
朱清时：大家都知道。扩招不仅是上级很想做的事，也是地方政府很想做的，多招些本省的学生，政绩也明显。群众也都希望更多孩子上大学。压力，是不会公开的，只会通过各种暗示传递过来。比如，如果扩招了，给你配套的钱就多了，各个上级部门、地方政府，就更关注你们学校了。而不扩招，就冷淡你。我们心中也有数，没有扩招，这些方面势必受到影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朱清时：中国高等教育要大发展，是得扩张。但各个学校的分工不一样。我们科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国家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学生的人数。
我们顶住了压力。这次50周年校庆，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发了一封贺信，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大学50年的成就，我们理解其中自然包括最近10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我们真是很高兴。
中国青年报：就您看到的，中科大从2000年就开始坚持不扩招，效果到底怎么样？
朱清时：很明显啊！不光是现在，前几年就显现出来了。几乎每年，两院院士评出的国家“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成果。其他高校最多偶尔有一项，我们每年都上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扩招，没有建新园区。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朱清时：扩招以后，学生多了，老师压力也就大了。作业、课堂辅导都多了，势必得拿出更多时间去应付。结果是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内涵提高的可能性就小了。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到。但扩招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软实力，也就是老师的水平、经验、精力，这是单靠花钱换不来的。
我们没有建新园区。当时地方政府要我们带头建，给了很多优惠。我们还是不建。现在校园很安静，老师上班走路十分钟就到办公室了。要建了新园区，上下班得花多少时间在路上？这也是成本啊！
中科大的校园尽管不豪华，但很安静。我们没扩招，没建新园区，也就没让老师蒙受一次大折腾。这也是这几年出成果的一个直接原因。 中国青年报：只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就值得您全力以赴吗，还要顶住压力？
朱清时：是，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当了10年校长，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中国青年报：有些校长给大学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很多人说，今天的中科大也打上了鲜明的“朱校长”的烙印。
朱清时：我做校长的特点就是一直坚守着我觉得大学一定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让老师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决不无缘无故侵占老师的时间。这个准则我是很固执的。不建新园区，也不扩招，就是觉得那样老师的时间就少了。
第二条原则，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大学应该严守高的道德标准。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我之所以极力反对，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中国青年报：您最希望传承下来的价值观是什么？
朱清时：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
中科大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跟风，没有盲从。失去这个价值观，地处安徽合肥的中科大很快也就失去价值，没有意义了。
中国青年报：合肥不是大城市，经济也不发达，这个地理区位会不会影响学校发展？
朱清时：那是肯定的，但有好有坏。坏处是区位优势没有，人才比较难在当地工作。好处是那个地方不太受关注，所以浮躁的事情少一些，想问题的时间多一些。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培养出很多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也培养出了杨元庆、郭为这样的高新科技企业家。有人说，科技也是一种财富，理工科人才更应积极创业。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从来不跟进学校办产业的事。这种事情太短视了。办产业一般都是急功近利，做学问却要面壁十年。我做校长，一贯不提倡、不鼓励老师和学生办公司办产业。科技成果要转化成生产力，肯定是对的，但不一定要同一批人做这个事。
我希望学生“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这么短视。很多学生都想当比尔·盖茨，但几十亿人中不是才出一个吗？比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还小。大学生首先要努力的是把知识、技能学好，把品德练好。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中科大每年的本科毕业生有三四百人都会选择出国。有人甚至把科大作为“出国”的代名词。您鼓励学生出国吗？
朱清时：出国绝对是个好事。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出国知识面马上大很多，会使一个人很快成才。关键在于，出国成才之后，你心里还有没有祖国。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生讲邓稼先的故事。他是安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选择了回国，埋头苦干，为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他会被中国人记住几个世纪，他的一生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看来，您还是更希望他们回国了。每年出国的人有多少能回来？
朱清时：多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他们回来，还要面临着评职称、争经费，受各种人际关系、各种不良气氛的影响，会很压抑。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让优秀人才有信心回来好好工作才行。光让他们回来，会埋没了他们，对国家也没好处。 转：http://news.qq.com/a/20081106/000482_1.htm 腾讯网友： 学校是净土社会才有希望,这么说这社会已经没希望了,因为学校已经不是净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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